纪事｜四大导师聚散，清华国学研究院兴衰
1925年9月9日，清华校园举办新学年开学典礼。这一年，对“清华”而言是至为要害的一年。由于“清华”正阅历着从一所留美准备校园向一所实在大学的过渡。在这个方兴未已的过渡期，清华呈现了一个既不归于留美准备班，也不归于大学部的学术安排——清华国学研讨院。
“国学”本来是相对“西学”而言。五四前后，一方面人们对新思维、新科学的热心空前高涨；另一方面通过研讨“我国固有文明”，承继、开展和宏扬传统文明，从而重拾文明自傲，从头界说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清华国学研讨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建立了。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清华国学研讨院前后仅4年，培育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但聚集了其时学识最好、威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实在具有国际视界，把握现代学术办法，可谓学贯中西的咱们。他们不光为后世学人开辟了一个更宽广的视界和研讨维度，也效果了一个撒播近百年的学术传奇。
01.
“一番大整理方案”
前期清华大校园园。
1922年3月，《清华周刊》登了一则名为《校长派定》的简讯：“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王文显先生署理副校长，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闻此次来掌斯校，有一番大整理方案……”
彼时，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频的时期。自从1918年对校园奉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任今后，短短几年，清华现已换了三任校长，其间一位乃至还没就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
因而，当曹云祥被录用为校长时，全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对清华有一番大整理方案。所谓的“大整理方案”便是将清华从一个“留学准备校园”改成一所正规大学。
1909年，美国政府开端向清政府交还部分“庚子赔款”，条件是清政府每年至少向美国差遣100名留学生。为此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担任遴派、培育留学生，并将北京西北郊一处荒疏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做校址。通过两年的建造，清华书院正式开学，后又改名清华校园，这便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制定于1914年的《北京清华校园简章》明确规则了清华的定位：“本校以培育全才，增进国力为主旨，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之平等教育为规划。”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习惯美国大学的学习日子，清华校园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内容，“悉数均模仿美国书院”。课程除我国文史课之外，教师满是美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员，教材也是一水儿的美国讲义。学生在校学习8年，结业合格后能够进入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持续进修。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观赏清华校园时，不由感叹“清华校园如同一个由美国移植到我国来的校园。”
这个点评若是放在民国初年，校园上下大约会把它看做是对清华的表扬，可是到了1920年，“美国化”严峻已成为清华被校表里言论冲击的靶子。五四今后，科学、民主、爱国的思维成为干流，学界普遍认为：清华培育留美预科生的办法，既不公正也不经济，纷乱呼吁清华改办大学。清华师生也对“留美准备校园”的定位深感不满，纷乱宣布文章历数校园“悉数模仿美国书院”的损害，并表明教育不独立，就没有国家的实在独立。
这一时期，我国的大学教育开展迅速，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4所增长到20多所。比较之下，资金富余、生源杰出的清华却一贯停步于“中学”程度，这令全校师生深感不满。“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齐头并进”，成为全校师生的一致。
关于校方而言，推动“改办大学”的理由除了上述说到的几点之外，还有更为丧命的经济要素。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交还的“庚子赔款”，校方测算这笔钱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到时清华假如依然仅仅是一所“留美准备校园”，而不是一所正规大学，那么将无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安身，更无法招引人才报考。因而，从校园的久远开展看，改办大学是专一的出路。
1923年9月10日，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演说，提出本学年的6项方案，其间就包含校园18年方案（1923-1940）及预算、改办大学之次第等。
不久后，曹云祥在《西方文明与我国出路之联系》一文中，为清华开展列出了三大方案：改设大学、准备大学基金、拟设研讨院。
02.
兴办国学研讨院
1926年，清华国学研讨院首届结业生师生合影。四大导师在前排就座。
其实，曹云祥开始想象中的研讨院并不限于研讨国学，而是一所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多学科研讨所。但上世纪20时代，国内高级教育尚在起步阶段，依照抱负状况兴办一所多学科研讨院，难度很大。关于尚处在转型时期的清华而言，更无法一蹴即至。所以，校方决议，把树立多学科研讨所的事往后放一放，先建一所专门研讨国学的国学研讨院。
南开大学前史学院副教授朱洪斌认为，研讨院的性质从开始的综合性、多学科，到优先开展研讨我国前史、哲学、文学、言语等人文学科，直至最终定坐落国学研讨院，期间的改变是多种要素一同效果的效果，除了师资、经费等客观条件限制，也有洗刷清华在近代我国羞耻痕迹，全面提高清华在教育界、学术界位置的考量。
一贯以来，清华课程设置过于西化，广受校表里言论诟病。如前所述，建校之初，清华除我国文史课之外，悉数用英文教育。校园对国学课程很不注重，乃至有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能够结业，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不能结业的规则。
校园对“国学”的心情，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国学”的热心。宣布于1924年的《清华学生日子之面面观》一文描绘：“学生过了午课，把西学课告知往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
五四运动之后，国人爱国热心空前高涨。清华学子不再以“美国化”为荣，他们对校园忽视本国言语文明教育的教育安排十分不满。一篇刊于1920年1月《清华周刊》的文章，向校方宣布责问：“吾清华校园非我国之校园乎？我等清华学生，非我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我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小看疏忽，与日俱进，无时罢了也。”
依据多方面考虑，曹云祥决议首先兴办国学研讨院。筹建研讨院的业务纷乱杂乱，请谁来担任详细操盘呢？就在他为人选忧愁时，老搭档顾泰来引荐了吴宓。
吴宓，是清华校园最早送出国门的一批留美学生之一。1917年，在清华学习7年后，吴宓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讨生院持续进修。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从吴宓的阅历不难看出，他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造就，可有意思的是吴宓十分倾慕我国传统文明，视我国文明为主命。据听过吴宓讲课的学生回想，他知晓国学和西洋文学，十分拿手用旧体诗来表达现代人的心思。
在清华大学读过书的何兆武先生从前笑言：“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诚心尊孔，而我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剧烈对立我国文明传统。”他们在清华双管齐下，这或许就源于清华宽恕、自在的学术空气吧。
吴宓学成归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当曹云祥向他递上橄榄枝后，他马上回到母校，承担起兴办国学研讨院的重担。
听说，吴宓就任前从前向曹校长提两个要求，一是录用他为研讨院主任；二是颁发他全权处理业务的权力。假如曹云祥不容许，他就回东北大学。曹云祥毫不犹豫地容许了，并很快送来聘书，月薪300元，任职一年。
吴宓就任之后，当即投入到各项准备工作中。他依据校方定位和个人见解，掌管拟定了《研讨院规章》。《规章》明确规则，研讨院“以研讨深邃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主旨”。此外，还对研讨院的安排、科目、教师、学员及研讨办法等，做了明确规则。其间，最为后人称道的当属为清华国学院延聘了四大导师。
03.
四大导师聚齐
清华大校园园内矗立的四大导师塑像。IC Photo供图
一家研讨院能否取得成功，与办学者的理念、教育经费、安排架构、生源质量等都有联系，但最为要害的是要有名师。
听说，清华国学研讨院兴办时，曹云祥曾想延聘胡适出任导师。胡适谦善地说：“我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讨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讨院办妥。”
1925年2月13日，也便是接到聘书的第二天，吴宓就来到景山邻近的织染局胡同10号，登门拜访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是我国近代一位享誉国际的国学大师。他不光国学根基深沉，并且擅于把西方哲学、美学思维与我国古典哲学、美学相交融，形成了一起的美学思维体系。此外，他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史学都有别出心裁的建树。能够说，王国维是一位实在学贯中西的大师。连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能够算一个研讨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尽管学养深沉，却愚忠于清廷，政治建议适当保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全家随老友罗振玉东渡日本四年有余，大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姿势。直到上世纪20时代，他脑袋后边仍藏着小辫子。
1923年，王国维被推选到南书房给逊帝溥仪上课。这让他倍感荣耀，可仅仅一年，逊清小朝廷就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王国维视之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幸而家人阻挠，他才没有死成。
1925年，当吴宓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掌教清华国学研讨院时，正是王国维最灰心丧气、生计无着之时。
吴宓走进王家客厅，向王国维必恭必敬地鞠了三个大躬，然后将曹校长发的聘书递上。后来，王国维曾对人谈起，他认为来者必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没想到吴宓执礼甚躬。他本不乐意到清华任教，可是见吴宓如此恭顺，大受感动，所以才承受聘书。
其实，以王国维其时的境况看，承受清华国学研讨院的教职是最好的出路。溥仪带着遗老遗少逃到天津后，王国维本想追随到天津，可是遗老们“贫穷至此”依然相互架空架空。王国维十分心寒。他承受清华聘任后，举家迁往清华园寓居，远离了是是非非。朋友们对他这一决议都十分支撑。藏书家蒋汝藻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责任。”进入专业的研讨安排，安安心心的研讨学识，这才是读书人最好的归宿。
请到王国维后，吴宓又露宿风餐赶到天津，延聘梁启超。与王国维比较，梁启超跟清华的根由更深。
梁启超与清华的第一次邂逅在1914年。当年11月10日，他应邀来到刚兴办三年的清华校园做讲演。那一次，他讲演的标题是“正人”，他借用《易经》中的卦象勉励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这八个字便成了清华校园的校训。
那时，他就曾向清华校方提出：“清华学生除研讨西学外，当研讨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注于西学，而旷费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归国后仍缺乏有为也。”
尔后的近十年中，梁启超屡次到清华讲演，他的学养和风貌给清华学子留下深刻印象。就读于清华校园的散文家梁实秋回想：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级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要言不烦亮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戴肥壮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洒脱，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便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翻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略的开场白，一共只需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识——，”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一代国学大师的风貌栩栩如生。
梁启超与清华学子的联系十分接近，也很关怀清华的久远开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五点建议，其间就包含“办成一齐备之大学”。因而，当吴宓专程到天津请他出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时，梁启超马上欣然承受。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我搬到清华现已五日（住北院教员住所第二号）。”
顺畅延聘到胡适引荐的两位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后，清华国学研讨院的约请却被章太炎拒绝了。找谁来补上这个空缺呢？吴宓向曹校长引荐了同学陈寅恪。
陈寅恪是晚清重臣陈宝箴之孙，自幼饱读诗书，中学结业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他知晓二三十种言语，其间乃至包含一些早已失传的古言语。
听说，当年傅斯年在柏林留学时曾说：“在柏林，我国留学生中有两个最有期望的读书种子，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俞大维。”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相识。吴宓当即被他惊人的博学所倾倒，并赞赏“合中西新旧各种学识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我国最博学之人”。
不过，陈寅恪留学欧美好多年，却没有拿就任何学位，常常有人问起，他总是漠然地说：“博士学位好拿，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刻学其他常识了。”
这种求学识而非求文凭的学习心情，得到许多读书人的赞赏，可是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点费事。当吴宓和梁启超向曹云祥引荐陈寅恪时，曹云祥问：“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什么作品？”梁说：“也没有作品！”曹校长有点犯难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作品，这就难办了。”梁启超一听这话，气愤地说：“我梁或人也没有博士学位，作品算是等身了，但一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应该说，曹云祥是一位十分开通的校长，他见梁启超、吴宓二人都如此垂青陈寅恪，便当即向他宣布了聘函。
在与陈寅恪接洽期间，清华校园教务长张彭春又向清华国学研讨院引荐了第四位导师赵元任。
赵元任是清华书院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庚款第二批留学生，与胡适是“同年”。在当年剧烈的选拔考试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而胡适只排在第55名。尽管考试名次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实在水平，但赵元任却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1918年，赵元任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回国后，他一贯致力于言语学、音韵学的研讨，被誉为“我国言语学之父”。
1925年，“四大导师”先后搬入清华园。现在，清华园西侧仍坐落着一片规整的平房，那便是当年清华为教师们建筑的宿舍——西院。
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想，清华西院宿舍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有三间正房、一间储藏室、一间下房，厨房、厕所、澡堂一应俱全。厕所配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厨房周围还有一间抽水蹲便式厕所，专备佣仆之用。宅院的面积比房间还大，院里种着许多花木。
不过，在王国维看来，房子仍是太小，他在城里的故居有20间房。为了摆放藏书，他不得不向校园又租了一套住所。有意思的是他认为门牌号相连的房子必定挨着，到快搬迁时才发现，17号住所在西院最东边，而18号住所则在最西边，中心隔着两排房子和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相距100多米。直到当年秋天，他才想办法换成了18号、16号两座相邻的房子。
赵元任家人口多、书本、用具也许多，他太太杨步伟又热心好客，常常有朋友来家里集会，因而一处房子也不够用。幸而，第二年陈寅恪搬到他近邻。陈其时髦是独身，没有那么多家当，便把一半房子匀给赵家，才处理了赵家的住宅困难。
04.
教与学
清华校园国学研讨院第一届结业生名单，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
1925年7月6日至8日，清华国学研讨院和大学部在坐落城内李阁老胡同的法政大学举办招生考试。据《吴宓日记》记载，上午8点到10点考我国哲学、10点半到12点半考英语，午饭后，下午2点到5点考论文。下午5点半教师们带着考卷搭车回来西郊清华园。
第一届清华国学研讨院方案接收30名学生，后来两名考生未能入学，又从备选名单中补招了一人，他便是后来成为楚辞学、敦煌学、言语音韵学家的姜亮夫。
姜亮夫回想，他决议报考清华国学研讨院时，招生考试现已完毕了。他专门给梁启超写了封自荐信，才争夺到了补考的时机。考试那天，梁启超先生亲身跟他说话，了解到他曾在四川读书，所以给他出了一个论文标题《试述蜀学》。姜亮夫很快便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梁先生看完后很满足地说：“这篇文章阐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刻苦的人。”
午饭往后，王国维先生又来主考，考题都是关于小学、考据方面的。姜亮夫此前看过相关书本，答起题来毫不费力，王国维也连声称好。过了两天，姜亮夫接到清华的告知，参与复试，并且告知他，这次考试假如考及格，他就会被选取。
姜亮夫决心满满，谁知道这个名为“一般常识”的考试却适当冷僻，十八罗汉的姓名，他一个也写不出来；二十几个地名，也只写出16个。汉言语学和哲学，他考得不错，可是许多有关梵学的常识他则答不出。
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先生看过考卷后问姜亮夫：“你的行李在哪里？”他说在门口。他们马上拿起电话告知门房：“把方才进来的姜或人行李送到静斋第一号睡房里边去。”就这样，姜亮夫被选取了。
清华经费足够，条件非一般大学可比。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吃饭六人一桌、四菜一汤，不过最令姜亮夫满足的是清华有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图书馆“四壁都是书，桌子上的电灯很亮，里边能够坐三四百人。别的还有阅览室，一桌六人两盏灯，四周摆满了字典、词典和其他工具书。”
国学研讨院的学生还有一个特别优惠——借书无限量。“只需写下书目清单放在门口，两个小时后就有人把书送来，假如提出书单馆内没有，还会主意去买。研讨院的学生还能够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内看书。”有一次，姜亮夫看书入了迷，被关在图书馆里。他干脆猫在里边，看了一夜书。
开学后，四大导师的学识和他们的教育办法更让学生们大开视野。
梁启超先生讲课不光运用校勘、考证、训诂等我国传统学术办法去剖析古籍的真伪、时代，还常常参阅海外学人的观念，一会儿翻开了学生们的视野。
周传儒是清华国学研讨院第一届学生，他这样点评王国维先生：
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阐明题旨为度。别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诽谤，说话担任，干事担任，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正人。同学住的当地，不来。来便是上课，上完课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学住新大楼，相距二三里。同学们常去看他，质疑请益，他必诚挚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说“弗知道咯”。没有一次粉饰。他写字整齐，小而秀，但不考究碑本，不成一家。
周传儒对恩师的回想要言不烦、客观平实，一个实实在在做学识的正人形象栩栩如生。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识，姜亮夫说，自己“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陈先生最大的特色：每一种研讨都有思维作辅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维。”陈寅恪强壮的言语才能，更令姜亮夫瞠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古怪的字，我都不明白，便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十分苦恼。去问他吧，简直每个字都要问。”陈先生身体弱，冬季要穿两件皮袄。见他书读得这样多、这样好，而身体这样差，学生们都很疼爱。可是，学识如此深沉的陈先生，每周还有两天要从清华奔走到城里，找人去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么一个大学者，还在这样勤勉读书，像咱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问心有愧！”
赵元任先生与其他三位先生比较起来，教育办法愈加现代。他讲的描绘言语学是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办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
多年后，姜亮夫仍慨叹：“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们不只给学生以渊博的常识、深邃的学识，并且教会学生做学识的办法，依据不同学生特色指明研讨的方向，最终让你自己独立研讨。”
除了学业上获益良多，与四位导师日常日子中的触摸也成为学生们终身回味的温馨画面。为了增进师生爱情，清华国学研讨院每个周六都会安排一个同乐会，师生全要参与。同乐会上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有人背书、有人唱戏……
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先生上课时尽管很严厉，但同乐会上却一点也不摆架子。有一次，梁启超说要背一段《桃花扇》，效果背着背着，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一贯缄默沉静、内敛的王国维，当即站起来背诵了《两京赋》。生动的赵元录用人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同，击打调音后，居然用茶杯敲出一首乐曲。还有一次，他给咱们扮演“全国游览”，从北京动身，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再回到上海，每一处的方言都学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大笑。
陈寅恪为人比较严厉，在公共场所不太跟咱们说说笑笑，但暗里说话也是十分诙谐，和蔼可亲。
总归，清华国学研讨院不管从教育设置，仍是师生联系，与现代的大学或研讨院的感觉并不太相同，它有着传统书院的古风与温情。惋惜的是，学术神话一般的清华国学研讨院，只存在了4年就闭幕了。
05.
“过渡产品”
清华国学研讨院结业生李鸿樾的结业证书上有清华四大导师的姓名和签章，曾被誉为“史上最牛结业证”。
国学研讨院运转半年，效果斐然，吴宓十分满足。他在校务会议上提出第二年的开展方案：增设古物史料陈列室，与外界协作进行考古开掘；增聘教授2人；下届招生由30人增至50人；经费添加1.1万元；国学研讨院兼办一般国学。可是，他的扩展方案甫一提出，就遭到校内许多教授的对立。
事实上，清华国学研讨院在准备之初，关于它的性质和开展方向，清华内部就存在着差异。国学研讨院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安排，仍是与清华本科教育相连接的研讨生院，咱们了解各不相同。
清华“改办大学”之后，分为旧制部（留美预科）、大学部、国学研讨院鼎足之势。包含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在内的许多教授认为，国学研讨院本来便是一个“过渡产品”，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清华无法当即兴办一个多学科研讨院，所以才“先设国学一科”。吴宓提出要扩展国学研讨院的招生规划和预算，就意味着抢占其他学科的开展空间。
张彭春提出：清华国学研讨院应“明定主旨，缩小规划，只做深邃之专题研讨，而不教授一般国学，教授概不添聘，学生甄取从严，或用补贴之法……”简而言之，国学研讨院不应该插手大学部一般国学课程。
校务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张彭春的提议。吴宓、梁启超、王国维均不赞同减缩招生人数。会后，梁启超致信吴宓，乃至有“引退”之意。
公私分明，张彭春对国学研讨院的定位契合筹办清华大学时的开始想象，也契合大学教育开展的大趋势。通过一番解说、劝说之后，梁启超、王国维都先后赞同了张彭春的建议。在几天后举行的校务会议上，决议当多学科研讨院（其时称“大学院”）建立时，将国学研讨院并入其间。不难看出，这与吴宓等待国学研讨院生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安排主意相去甚远。
其实，在国学研讨院建立之前，就有人表明过对立。清华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认为，大学应该优先开展文理根底学科，其次是使用学科，而不应把有限的经费都用于办国学研讨院。他在一篇文章中表明，大学如无文理科根底，绝不能成为杰出的大学；国学固然重要，专设研讨安排则毫无必要。生物学教授陈桢也在一篇文章里表明了不满：“咱们要知道，除考古外，我国还有许多现在的现象，及将来的问题，急急的待人研讨或处理。我国的天然科学研讨，社会科学研讨，至少与考古研讨的重要持平，或许比考古研讨更为重要些。”
不得不说，放在其时的语境下，他们的观点十分合理。国家积贫积弱，首先开展天然科学确实有适当的合理性。何况这种对立并非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直接影响到不同学科教授的薪酬、经费预算、置办图书设备等详细利益。
以图书馆购书经费为例，1926年至1927年度，全校购书费用总额3.3万元，其我国学研讨院就用了1.45万元，竟占总额的44%。清华改办大学后，留过洋的我国教师月薪200元至400元，没留过洋的我国教师月薪100元至200元；职工月薪最高的50元至60元，而国学研讨院的导师们月薪一概400元，也远高于同侪。
校园对国学研讨院的投入也远高于其他院系，确实会引起院外人的侧目。
06.
传奇闭幕
王国维的遗书
尽管清华校内其他院系的教授对国学研讨院颇有微词，但国学研讨院式微的转折点，实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先后在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按例朝晨起床，由夫人为他整理发辫后去国学研讨院上班。依照他女儿王东明的话说，当天“无一点点异常”。
上午，与搭档商讨了下一期招生事宜后，王国维向办公室职工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侯厚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纸币。由于王国维身上从来不带钱，所以侯厚培不认为怪。出了校门，王国维叫了一辆黄包车，10点左右来到颐和园。临走时他还吩咐黄包车夫在园外等他，可谁知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出来。
王国维缓步走过长廊，在石舫前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走进鱼藻轩，从身上掏出一支纸烟。抽完后，他毫无预兆地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纵身一跃，跳入湖中。
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正好有位清道夫目击了王国维投水的全程。他马上跑来将王国维救上岸。古怪的是，整个进程缺乏两分钟，由于湖水较浅，王国维后背的衣服乃至都没有打湿，可他却现已撒手人寰。后来，人们发现，他入水时将头用力栽进湖里的淤泥中，致使口鼻堵满淤泥，窒息而亡，可见其死意之坚决。
闻讯赶到颐和园的吴宓，目击了王国维遗体的惨状：“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在场的清华师生和王国维的家人，无不失声痛哭。
人们从王国维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开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话广为人知，但王国维究竟遭到什么奇耻大辱，使他当机立断地挑选赴死呢？
长久以来，关于“王国维之死”一贯撒播着几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为了“殉清”而死；有人说，他是由于长子刚刚过世，又逢亲家罗振玉逼债，羞愤而死；最家喻户晓的解读则是来自陈寅恪先生的“殉文明说”。
其实，这些解读都有勉强之处，纵观他前后的个人日子和心思改变，不难看出，他的一意赴死是多方面原因一同起效的效果。
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忽然病逝，年仅27岁。晚年丧子给王国维的冲击可想而知。一贯缄默沉静、内敛的他“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长子过世几个月后，他又与多年老友加亲家——罗振玉断交了。
此前有一种说法是，王潜明去世后，罗振玉当即将其女、也便是王潜明之妻王罗孝纯带回天津娘家。由于罗孝纯是回娘家为老公守节，所以罗振玉令王家每年出2000元大洋作日子费，王国维难以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寻了短见。
上世纪80时代，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拿出1926年10月下旬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终三封信，本相才浮出水面。
本来，王潜明去世后，罗孝纯与掌管后事的王国维之妻潘氏夫人产生对立，一气之下随父亲回了娘家。刚刚阅历丧子之痛的王国维，爱情上很难承受。他把儿子的2400多元抚恤金寄给亲家，作为儿媳的日子费，可谁知道罗家坚决不收。几番书信往来，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几十年的老友加亲家，心情越来越激动，言辞也越来越剧烈，最终竟闹到断交的境地。
多年后，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回想这段往事时，不无惋惜地写道：
潘夫人处置善后偶然失当，姑母(指罗孝纯)哭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爱情忽然决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素日治家事事专断，而王先生性情却相反，素日静心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悉数委之阃内。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辨白衷曲，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竟至弃多年友谊于弗顾，工作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致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去世。
可是，从王罗断交，到王国维沉湖，中心究竟还间隔着大半年时刻。这期间，又产生了什么变故呢？
1927年4月，张作霖杀戮李大钊，北京学界大为愤恨。尔后，北京的时局日趋严重。一方面张作霖赶紧虐待进步人士，另一方面北伐军攻下南京，渡江北上。北京上下人心惶惶，清华乃至有教授带着家眷去了美国。
一时刻，风闻四起。有的说，湖南遗老叶德辉被北伐军杀了；有的说，罗振玉现已躲进东交民巷某国大使馆了。清朝的遗老们纷乱“避祸”，连梁启超都搬回天津去了。王国维心中大为惊慌。
姜亮夫记住，好几个人都专程到王家劝王国维剪辫子。有一次，王国维乃至问姜亮夫的定见：“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安慰教师说：“你甭管这些事，这个校园联系到国际联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保持的，必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仅仅方式。”姜亮夫还劝他，不要脱离清华一步。
姜亮夫最终一次去王国维家，先生对他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尽管伤心，但没有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没想到，几天后竟传来了先生的死讯。
姜亮夫记住，在王国维的遗体离别会上，同学们都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先生坚持行三跪九叩大礼，可见他的沉痛之情。
1927年年底，梁启超身体日薄西山，逐渐无法上课。紧接着，北伐成功，国民党操控了北京。曹云祥校长辞去职务离校，赵元任也赴南京史语所任职去了。四大导师离去三人，唯有陈寅恪一人坚持上课，大有孤木难支之感。
1929年7月，送走最终4名结业生后，清华国学研讨院停办。尽管在我国学术开展史上，清华国学研讨院仅仅稍纵即逝，但它创始的研讨国学的新风气、四大导师的风貌，仍像一个经年累月的神话撒播至今。
参阅资料：《清华国学研讨院史话》《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讨院的缘起》《清华国学研讨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来历：北京日报纪事|记者 黄加佳
修改 谢永利
流程修改 严圣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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